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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 三十二年:绘制“桥图腾”

来源:  作者:   发布时间:2014-11-06   字体:【 【打印】

     早上九点,藏龙二桥项目部大部分员工已经上工地了。院子里干净整洁,很安静,两名员工正在更换被风吹得有些破旧的旗帜。

一路走过庭院上楼,两个人正从第二个房间走出,匆匆离开。这时,屋里探出一个人,看到我们一愣,便笑了起来。微胖壮实的身材,大概因为天气转凉,白衬衫外面套着件黑马甲。圆圆的脸,眼角、额上已有风吹日晒、岁月流逝留下的痕迹。这便是七公司藏龙二桥项目部经理,桂斯学。由于工期又紧了,新增加了施工人员。他刚刚在跟现场协作队伍的两个负责人交待现场安全和质量方面的工作。

桂斯学,湖北京山人,1959年生,今年已然54岁了。这个年纪的项目经理并不多见。在讲究年轻化的队伍里,他正是用自己宝库般的建桥经验、灵活多变的施工策略和集约化的管理方式,赢得了同事的肯定、公司的信任和业主的赞誉。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自1981年与大桥结缘,从钢筋工到分队长,再到生产经理、项目经理,他一步步稳扎稳打,走了32年。

桂斯学,是真正从工地上闯出来的人。

“我是一个工人”

1979年,他获得了人生第一份工作。

那年刚恢复高考,而他已高中毕业在家务农半年。高考并没有如愿考取,他找了一份在湖北省晋中磷矿采矿的工作。“那个时候,能找到一份工作也感到很幸运。”每天采磷矿,运到磷肥厂做磷粉,日复一日,每天并无太大不同。这样的日子,他过了两年。

机缘巧合,1981桂斯学被调动到肇庆西江大桥工地,成为一名钢筋工。他清楚地记得到大桥局第三桥梁工程处(现三公司)报道的那天是41日,初春的广东潮湿而闷热。

“我去的时候他们处于一种半停工状态。”与现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不同,计划经济年代,修桥效率并不高。而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年后的今天,争效益已经成为了头等大事,赶工期也成了家常便饭。

这次正常的工作调动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矿山已经开采了几十年,并无太大变化;而建桥事业则意味着迁徙与离家,每修一座桥,过一两年就得“搬家”了。

1981年到2005年,他在三公司工作了24年。他从钢筋工,当上了钢筋班班长;然后是工程队三分队副分队长;继而作为分队长全程参与长江二桥的修建;后来修晴川桥时担任综合办公室主任;最后,是生产经理、副经理。问他工作是不是越来越辛苦?他却说:“应该说,工人么,哪里都差不多。”在桂斯学心里,自己一直是工人。

2006年,桂斯学参加了成人自考,考上了西南交大网络学院学土木工程。受年代因素的影响,考试,对于一个50年代末出生、高中毕业就参加工作的人来说,仍需耗费一定的精力。他找桥梁学校的老师借来资料,每晚抽出一两个小时学习。在他眼里,知识无穷无尽,干到老也要学到老。用桂斯学朴实的方式表述就是:“总觉得差点东西,所以还是要学一下。”

东三环:“必须完成,别无选择”

20066月,桂斯学被调到武汉分公司(现七公司),先后参与过了合武、南武黄、东三环、二七桥南、北两岸等工程。他心里有本帐,每项工程开工前,都会细心仔细地盘算成本,恰到好处地制定单项工程的劳务分包价格,并在施工过程中严格管控协力队伍,保证整个施工过程受控。

2009年,桂斯学接下了武汉市三环线东段Ⅴ标。这个项目是跨东湖水上作业,且下穿武广铁路,可以说是整个前线的咽喉工程,也是块难啃的“硬骨头”。期间,武汉市建委、市城投公司为早日缓解交通压力,提出12个月完成工程项目。由18个月到15个月再到最后的12个月,工期整整缩短6个月!“当时还签了责任状,没有别的选择。”按时通车已是迫不得已的现实,无路可退。

投标时梁场本定在湖边一个学校的操场,地势平坦。但上方有很多高压线仍未迁改,旁边有个近东湖的污水池。等高压线迁改走、污水池处理好,就得耗时五六个月。梁场必须重新选址,而周围地势都不平坦。“后来我们通过周密的测算,在桩基础做完后划出一片区域,暂且不施工桥墩,把这片区域稍加拓宽后,做成一个临时的梁场,待其他区域的箱梁全部架设完毕后,再将临时梁场放置的梁移至一旁,然后再进行这个区域的桥墩和桥梁上部结构施工。”这样一来,即有效利用了现场空间,又节省了箱梁的运输时间,提高了全桥的施工效率。

为了保证安全距离,项目部在高压线下方的地面往下挖了两米。同时受高压线的限制,吊机只能吊四米高,将钢筋笼都做成四米一截往下放。“在抢工期的情况下为了确保安全,要想办法。”在他眼里,安全措施必须做好——为了追求效率而形成的僵局,效率往往是最低下的。

刚进场时各款项并未到位,如果仍沿袭以往只外包轻工的合作模式、自己准备机械设备去修栈桥的经验,项目部资金压力会极大。桂思学决定打破常规,找有实力、自备机械设备的专业班子来合作。这种方式在资金压力、成本控制、工程进度方面都具有很大的优势。“最后四十天就把栈桥搭好了,而且拆除栈桥的时候,没有花一分钱的赔偿费。”

架桥机一般高度在七米五左右,而实际施工桥面高度到武广铁路梁的底部净空高度平均只有六米一,一般的架桥机过不去。桂思学超前谋划,进场前与厂家沟通,将架桥机的一截制作成可拆装的三节,降低了机器高度,而整个改装过程仅耗时四天。如今这个架桥机仍在其他的“战场”发挥它的功效。超前谋划,保证关键节点顺利衔接,早已是桂斯学的思维习惯。

“在东三环七个标中,业主一直把我们当做一个标杆。”桂斯学提起这个项目也掩藏不住自豪:“现在开车走三号线,穿过武广铁路时可以看到,桥面线性很流畅、栏杆安装也比较美观,看着还是很舒心的。”

二七桥:“一拖二”初试牛刀

桂斯学是七公司最早一批践行“一拖二管理”的项目负责人之一。“一拖二”,换言之就是一班人马两个项目,项目部的主要领导及部门负责人同时管理好两边的工程。

2010年桂斯学调任二七桥项目经理。二七长江大桥工程是桂思学第一次尝试“一拖二”,负责二七桥南、北两岸工程。那时赶工期,哪边项目任务重、关键,他就住到哪个项目部去。

北岸项目要跨铁路施工,必须做好防护棚。他提出采用I36I32分配梁替代H588I36分配梁,采用防火的石棉板做为防护棚面板。这种方式不仅避免了大型工钢的跨铁路吊装,保障了施工安全,而且在不影响使用的情况下有效的降低了防护棚架结构自重,使棚架基础不需要换填处理,提高了施工效率。最为重要的是大大降低了防护棚的造价,节约了成本几十万元。

而南岸的和平大道高架桥项目工期可以说比之前的东三环更加吃紧。“我记得清清楚楚,二七桥是20111231号通车,南岸施工的半面真正交给我们是2011716号。那个时候我们觉得有点不可能完成了。”他利用“一拖二”管理方式的便捷性,在南北两岸开展了劳动竞赛,加快工程进度。

那半年的时间里,项目部的员工常常只睡三四个小时的觉,夜里一两点甚至三四点才休息。桂斯学每早六点钟左右就要去工地上巡视,晚上十一点还要去工地上转一圈,回来后有什么问题马上跟现场的生产经理沟通,没有一天拉下。

如今的桂斯学在“一拖二”方面已经有丰富的经验。现在他同时管理的项目,至少都是两个,甚至是“一拖三”、“一拖四”。“严格来讲,像我这个年纪当项目经理的,基本上没有了。现在整体趋势都是年轻化,而我精力也有限。现在一拖二一拖三也好,虽然担子是越来越重,但领导交给我,是对我的信任。我一定会尽力去做。”

有时面对紧迫的工期,桂斯学也很无奈。“可是不行也得行。领导这么要求的,必须做到。”他平时并无抽烟的习惯,但工期紧压力大的时候,他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默默地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缺少人手怎么解决?物力怎么组织和协调?关键环节有没有疏漏?他思考着,粗糙厚实的手里拿着一支烟,烟雾一缕缕浮上来,迷蒙了空气,也有效地安抚了他烦躁的情绪。

对于业主的诉求,他尽可能从中斡旋,争取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但他也说,“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了,跟业主的关系自然也好了。”他觉得,必须承认施工单位与业主唇齿相依。你承认他的利益的正当性,也让要对方能够承认你的利益的正当性,相互争取相互妥协,才能获得一个大家都能够接受的方案。

专治“疑难杂症”的项目经理

“工地上的各种‘疑难杂症’到他那里基本上百分之八十都能解决。”藏龙二桥项目部总工陈敏杰也十分佩服桂斯学,“一般的项目经理可达不到。”在陈敏杰眼中,真正的专家就是能用低成本解决各种难题。

在合武铁路项目中,为了节约成本,桂思学和同事想到了平移梁的方式。与往常用龙门吊机将梁拎起放到运梁台上不同,他们试图将梁横移到运梁台上,以节省大型龙门吊机的费用。但横移梁的滑移装置材质又成为攻关难点——由于梁太重,滑移装置抗压强度不够或磨损系数太大都会导致装置损坏。最后在网上查询,了解到有一种做四合板的尼龙的材料承压抗磨,摩阻系数很小。于是项目部几个人专门跑到相关厂家,说服他们重新调整配方,为项目部“量身定做”滑移装置。做了四块滑移装置才花了一两千块钱,大大地降低了成本。

现在桂斯学管理的藏龙二桥项目所在的汤逊湖地质情况复杂,岩石和钻孔桩之间有淤泥层,出水时淤泥渗入缝隙,导致锁扣钢管桩围堰打不下去。桂思学想出了个巧法:把淤泥用黏土压下去,使透水层变成不透水层,从而解决翻水的问题。

当事业成为一种使命

桂斯学十分谦虚可亲,只愿用“内向”二字形容自己。而在同事眼中,他沉稳、能干,带领的团队有凝聚力、有精气神。

敬业已然成为他性格中的一部分。即使现在是在离家较近的藏龙项目部,他也很少回家。有急事非回家不可的时候,他也会在当天赶回工地,“觉得还是回工地放心些。”像许多常年离家在外、已经习惯工地忙碌生活的建桥人一样,他已经习惯了这种紧张投入的生活。

藏龙项目部书记董喜兵与桂斯学相差十二岁,两人共事已有近四个年头。

“前几天下午看到他车在院子里,人却不在项目部,打他电话也打不通。后来他回电话说在外面有点事。等到晚上他戴着仪器回来了,因为工地很多事要处理。问司机才知道他住院了,心律不齐,没跟我说。”“每天早上六点多,我起来就看到他已经在办公室看图纸。”董喜兵说,桂工对图纸熟稔于心,既是学习,也是对现场的把控。“有时候在工地上,他看一眼就知道哪儿有问题,再把图纸拿来一对,果然如他所说。”

如果说桂斯学在学习上从不知满足是一种自觉的行动,那么鼓励项目部员工一同学习就是一种使命的驱动。工作不那么紧张时,他经常去项目部各个科室转转,看员工是不是在学习。之前在二七桥项目时,早上还没到上班的点,桂思学发现有两个小伙子已经在办公室看书学习。他就说,这两个小伙子不错,要通报表扬!还给俩人发了点奖金,鼓励大家都要挤出空闲时间来学习。

“我自己私下跟部门负责人谈心时,就是交待要把下面的人早点培养起来,能独当一面就独当一面。毕竟我们年纪在这,能干的年数也不长了。”

“建一座桥,交一帮朋友,立一座丰碑。”三十年建桥路,桂斯学参与修建的桥不下二十座,各类项目三四十个。个中悲欢,不足为外人道。三十多年过去了,世界风云变幻,而他却淡定执着,坚守一线。他不善夸夸其谈,甚至可以用拙于言辞来形容,但心中却对桥梁事业倾注了千言万语。岁月沉淀,他身上早已没有年青人的志得意满,只有折射生活本质的踏实和质朴。他,是一代建桥人拼搏的缩影,洋溢着一种不被岁月湮没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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